一段時期以來，證券期貨惡性違法犯罪行為成本較低，法律震懾力不夠強大，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居高不下，這既嚴重損害了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又危及市場秩序，制約了資本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修正案”），其中與資本市場密切相關的條文共4條，分別為第一百六十條、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百二十九條，涵蓋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操縱市場和中介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等四類證券期貨犯罪，大幅提高了資本市場相關犯罪的刑事處罰力度。此次修正案的出臺，形成了與新《證券法》在法律責任體系上的有效銜接。中國資本市場嚴刑峻法的時代到來了！

此次刑法修改堅持問題導向、突出重點，以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改革、維護金融秩序為目標，與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注冊制改革相適應，和《證券法》修改相銜接，大幅提高了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和操縱市場等四類證券期貨犯罪的刑事懲戒力度。具體如下：

(一) 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

首先，完善刑法條文表述，保持與《證券法》修訂的有效銜接。在原條文“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的基礎上補充“等發行文件”，在“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的基礎上補充“存托憑證或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等表達。一方面，將存托憑證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納入欺詐發行犯罪的規制范圍，為將來打擊欺詐發行存托憑證和其他證券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相比于原條文的窮盡式列舉，修正案在條文表述上則更加科學、嚴謹。

其次，大幅提高欺詐發行的刑罰力度。對待資本市場“毒瘤”之一的欺詐發行，修正案大幅強化了對該類犯罪的刑事打擊力度。對于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的，修正案將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并將對個人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的1%-5%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了5%的上限限制，對單位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的1%-5%提高至20%-1倍。

最后，強化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追究。實踐中，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往往在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等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修正案強化了對這類主體的責任追究，明確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實施欺詐發行的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圍。

(二) 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一方面，加大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刑罰力度。修正案將相關責任人員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罰金數額由2萬元-20萬元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20萬元的上限限制。

另一方面，與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在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追究上保持一致，明確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實施或者組織、指使實施信息披露造假，以及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隱瞞相關事項導致公司披露虛假信息等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圍。

(三) 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

通過對本條文的修改，實現其與《證券法》修訂的有效對接。將“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要素提至條文的整體規定部分。并在原條文對操縱證券、期貨市場行為列舉的基礎上，借鑒新《證券法》規定，針對市場中出現的新的操縱情形，進一步明確對“幌騙交易操縱”、“蠱惑交易操縱”、“搶帽子操縱”等新型操縱市場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但需注意的是，《證券法》上有關于“意圖影響”的規定，而本次刑法修正案卻未提及，此點值得研究。

(四) 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

壓實保薦人等中介機構的“看門人”職責。保薦人等中介機構是資本市場的“看門人”，其勤勉盡責對于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修正案在原條文列舉的中介組織基礎上，補充“保薦、安全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中介機構，進一步明確了將保薦人等中介機構作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的犯罪主體，適用該罪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對于律師、會計師等中介機構人員在證券發行、重大資產交易活動中出具虛假證明文件、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明確適用更高一檔的刑期，最高可判處10年有期徒刑。

(一) 與《證券法》修訂保持有效銜接

今年施行的新《證券法》，對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行為都大幅度提高了行政處罰力度。正如上文所述，針對市場上出現的新的資本市場違法犯罪情形，通過此次修正案對“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等條文的完善修改，在大幅提高違法犯罪成本的基礎上，發揮刑法與證券法之間的良好配合，保障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的有效實施。修正案通過增加兜底性條款或表述，有利于增強刑法的時代適應性。對條文的補充完善不僅能夠使得刑法更為貼近資本市場發展的需要，也能夠有效避免頻繁修改刑法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等弊端。

(二) 充分發揮刑法的震懾和懲處作用

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操縱市場等行為屢禁不止，其核心原因之一在于相關立法的滯后和不適應，導致對該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不足，難以發揮震懾和懲處作用。例如在康美藥業、康得新等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造假規模高達數百億，但囿于立法等因素，僅被頂格處以60萬行政處罰，違法成本極低，受到廣泛詬病。業內人士認為，刑法修正案(十一)補齊了證券期貨領域刑事犯罪成本過低的制度短板，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注1]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解決金融領域特別是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問題。刑法作為最后的底線，通過強化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追究、壓實保薦人等中介機構的“看門人”職責等措施，加大了資本市場犯罪行為懲罰力度，擴大了相關責任人的認定范圍，有利于震懾市場參與主體，有助于將證券期貨犯罪“零容忍”要求落到實處。同時，這也將成為全面推行注冊制的改革的重要法治保障，對資本市場秩序的維護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本次刑法修改，是繼《證券法》修改完成后涉及資本市場的又一項大立法活動，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舉措，體現了黨中央、全國人大對資本市場的高度重視、親切關心和大力支持，表明了國家“零容忍”打擊證券期貨犯罪的堅定決心，對于切實提高證券違法成本、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秩序、推進注冊制改革、保障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全面實行注冊制將很快成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實踐，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是我國資本市場的“成人禮”。在全面注冊制下，資本市場的大門打得更開了，門檻降低了，但同時對發行人及中介機構的要求更加嚴格，法律責任更加明確，違法違規的代價更大。換言之，必須以嚴刑峻法來保障全面注冊制的順利實施，乃至推動整個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本次刑法修正案的通過，將有助于“行政處罰+民事賠償+刑事懲戒”的法治供給閉環的形成，為全面推行注冊制提供法治保障。

對于發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相關董監高等“關鍵少數”的市場參與主體而言，應當切實增強法治觀念，守住自身底線。本次刑法的修改進一步強化了上述“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追究，其違法違規的代價越來越大，乃至不可承受，在當前市場環境下，“關鍵少數”更應當規范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提升信息披露質量，要提高證券合規的意識和能力，從強化意識、建立制度、嚴格執行、持續改進等方面切實做好證券合規管理工作。

對于中介機構而言，要切實履行好市場“看門人”職責。中介機構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主體，本質上是以其專業聲譽為發行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供擔保，應當秉持專業精神和職業操守，勤勉盡責地執業。隨著新《證券法》的修訂和刑法修正案的通過，中介機構未履行勤勉盡責義務的違法犯罪處罰幅度也不斷提高，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不斷壓嚴壓實，更應該切實落實好相關執業要求，防控好自身執業風險。

最后，監管機構、司法機關要各司其職、強化協作，保障相關法律的正確實施。正如證監會表示，下一步會將以認真貫徹落實修正案為契機，推動加快修改完善刑事立案追訴標準，加強修正案內容的法治宣傳教育，不斷深化與司法機關的協作配合，堅持“零容忍”打擊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等各類證券期貨違法犯罪行為，切實提高違法成本，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全力保障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期待中國的監管機構和司法機關，展現政治智慧、擔當精神和專業素質，實現良好的執法和司法效果，真正為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為其樞紐功能發揮，起到保駕護航作用。